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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情谊”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性别路线。面对父权制的压抑，女权主义者倡导建立一种超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以妇女为本体的统一战线。这一路线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它的号召下，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形成互勉互携、协同作战的社会群体。考察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不难发现她们往往会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置于“姊妹情谊”的关系模式之中。尽管在她那里“姊妹情谊”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创作主体也并非以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对它进行自觉地观照，但这样不妨碍我们借用这一概念并从性别的角度对张欣的作品加以分析。
为浮沉于喧嚣与躁动中的都市女性作一番心灵的透视是张欣近年来创作的着力点，但我们却无法藉此将之划归到女性主义者的行列。身在开放的大都市，张欣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人”1。事实上“沉静的心，古朴而陈醇的心意”2一直是深陷红尘的张欣所难以割舍的浪漫。她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掘金时代”的不可避免，同时又发出了“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弹”的喟叹。在“都市文学”这面极具现代感且充溢着物质欲望的大旗之下，张欣潜心经营的却是一片古意犹存的“稻香村”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古典情结的固守使张欣在物欲横流，声色犬马中找寻到一片精神的栖息地，可同时也正是因为渗透着男权话语的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留恋与认同，使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创作主体自身所压抑而无法张扬。在代表着“父”的“传统美德”的诱惑下，女性话语在意识的地表层下作着艰难的突围。
但属于女性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不可能被完全泯灭，性别意识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对世界人生有着诚挚关怀的女作家，张欣很难以“沉默的羔羊”的角色温柔恭顺地接受“父”的命名。她无法放弃对女性自我的寻找和确认，尽管这一自我命名的行动充满着犹疑、彷徨和痛苦的妥协。
欣赏“古人马上拱手作揖，依依惜别”的张欣，对现代人“永远生活在隔膜和猜疑里，友谊和爱情一样脆弱，一样什么都经不起”3的生存处境是颇为忧虑的。生活中的张欣有不少女性伙伴，甚至有女读者在读完她的小说后慕名前去和她做倾心长谈。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在交往中得到传递，丰富的心灵世界得以在交流中共享。也许正是感动于女性之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抚慰和体贴，张欣总是很有些偏爱地将“姊妹情谊”的温润和清纯灌注于笔下。海之和佳希、维沉和俐清、爱宛和可馨、飘雪和梦烟、忆禅和林子、朱菲和媛蓓、冰琦小米和婷如当这些美丽的名子结对出现在张欣的作品中时，我们便也感受到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体慰的相濡以沫的情感。
“姊妹情谊”是摆脱父权制的压抑和歧视、在女性中形成认同感要求的产物，她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关系，往往要比异性爱来得持久和稳定。张欣作品中“姊妹”们的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坎坷，特别是在经历了异性爱之后，她们仍能保持一种稳固的爱恋和依携。这种稳固常常反衬出异性爱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张欣在对“姊妹情谊”倾心关注的同时便也透露出了对异性爱的疏离和不信任。在张欣的都市生活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几个作者所欣赏、首肯的男性。他们往往平庸、自私、懦弱、浅薄，同时又以男性权威的自高自大指陈女人、控制女人。在名利美色的诱惑面前，他们极易乖乖就范。很显然，这样的异性爱难以产生吸引女性的魅力，特别是对那些才情俱佳的优秀女性而言。婚姻关系中精神世界的苍白使她们试图找到另一种补偿的方式，而异性爱带给她们的创痛更需要得到抚慰，因而“姊妹情谊”就具有了“精神疗养所”的作用；另一方面，诚如波伏娃所言：“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4女性文化的情感物质决定了女性对情感的需求多于男性，情感体验是女性生活经验的重要内容，代表着理智和规范的男性文化往往漠视甚至贬抑这种女性独特的生命律动，这就使得女性要努力找寻或营造一个体现自身文化物质的氛围“姊妹圈”使女性的情感需求获得相互间的认可。因而我们看到，爱宛在婚姻生活出现危机的时候跑到好友可馨那里(爱又如何)；佳希欣赏海之的“无比真实，坦言”由衷地感慨“这世界上只不能没有海兰，许多话跟男人说不清，只能倒给她，总能得到净化”（如戏）；沧桑历炼的俐清故意横刀夺爱，戳穿了维沉恋人的假面具，将维沉从爱情幼稚病中唤醒(亲情六处)此时“宁静的港湾”已不再是异性爱或以异性爱为主体的“家”的指称，它已成了“姊妹圈”的象征，使女性产生了一种回归母体的亲切感，因而我们也就理解了林子最终舍弃男友而固守了姊妹友谊的选择(永远的徘徊)。在友情与爱情的冲突中“姊妹情谊”以她难以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女性。
“姊妹情谊”的本质意义和深远内涵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知心女友的关系定位。在方佩与千姿这一对母女之间(岁月无敌)，寻常意义上的母爱固然令人感动，而那种源于女性内心的“丰富的痛苦”以及在痛苦经验之中升华出的女性的自我体认和对男性世界的认知则是方佩给予千姿的最宝贵的财富。女性共通的内心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母亲和女儿的角色意识。尽管在这场生存的战役中，母亲方佩是指挥和统领，而女儿千姿则是母亲构思的具体操作者，但并不是那种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维系着她们的协作。在现存的男权体制中找寻自己位置的努力，才是联系她们的真正精神纽带。母亲方佩以沧桑之后沉静的人格力量感染影响着千姿，她对千姿的引导基于她对自己过往生活的反省，她在塑造女儿的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的重塑。在与母亲协同作战的过程中，千姿由最初的被引领一步步走向了对自我的探寻。现实生存空间决定了她们必须互相扶助，形成坚固的堡垒以抵抗外界的侵蚀。“姊妹情谊”激发了自我意识的萌动、觉醒，同时也是对自我觉醒的确认和肯定。方佩作为母亲的形象在张欣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显得颇为独特。她不同于遵义的母亲，沉湎于编造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也不同于安妮的母亲黎微士，对年轻时的二流影星经历自恋自怜（伴你到黎明）；这两位母亲都曾被张欣通过她们女儿的目光加以微讽。作为男权话语的同谋和精美的复制品，她们很难和自己的女儿形成“姊妹情谊”的同盟。而方佩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母亲”的角色定位，则源于在她身上体现着张欣所认同的理想女性的特点：独立、自尊、富于智慧和爱心。
对“姊妹情谊”的关注潜在影响着张欣对女性的观照态度的选择。冷静、宽容、理解是她态度的基本倾向，这种观照态度也会投射在她所倾力塑造的女主人公身上。她们充当着“作者代言人”的角色，是作品的“叙述视点”通过她们的眼光审视都市女性的百态人生。应该说，对“古典”的回归使张欣很难欣然接受异己的东西，但她却努力避免着用“古典”去束缚去褒贬她的观照对象。在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遵义对自己丈夫的情妇——都市现代女性商晓燕的感慨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心态：“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炼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望洋兴叹”使“欣赏和品味”具有了隔膜感，也决定了价值评价和情感取舍的暧昧。实际上“异己”角色的世界是很难真正介入的，在张欣小说中控制叙述的，大都是她塑造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那一类：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苦苦徘徊的都市知识女性。因为这一类人物或叙述者承载着写作者对自身体验的审视，她能够丝丝入扣地把握她们的心态。相对而言“异己”角色们的面目相对模糊，无法介入的尴尬使叙述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为了不致于在武断与简单中使自己陷于偏颇，写作者就需要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视点。但宽容的态度不仅仅出于叙述策略的考虑，它更基于张欣对女性边缘处境的体认和对女性的整体观照。由“姊妹情谊”推而广之，女性处于边缘话语地位的共通体验弥合了女性个体间的差异。个体的生存状态是以整体的生存困境为大背景的“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深切的忧患感决定了张欣难以轻松地作出是非优劣的评判取舍。妒妇、怨妇的传统形象已不再是穗珠、何丽英、遵义们的归宿，尽管丈夫的外遇使她们痛苦，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她们都能以理智和平静的心态去试图理解自己的情敌。... -->>
“姊妹情谊”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性别路线。面对父权制的压抑，女权主义者倡导建立一种超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以妇女为本体的统一战线。这一路线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它的号召下，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形成互勉互携、协同作战的社会群体。考察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不难发现她们往往会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置于“姊妹情谊”的关系模式之中。尽管在她那里“姊妹情谊”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创作主体也并非以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对它进行自觉地观照，但这样不妨碍我们借用这一概念并从性别的角度对张欣的作品加以分析。
为浮沉于喧嚣与躁动中的都市女性作一番心灵的透视是张欣近年来创作的着力点，但我们却无法藉此将之划归到女性主义者的行列。身在开放的大都市，张欣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人”1。事实上“沉静的心，古朴而陈醇的心意”2一直是深陷红尘的张欣所难以割舍的浪漫。她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掘金时代”的不可避免，同时又发出了“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弹”的喟叹。在“都市文学”这面极具现代感且充溢着物质欲望的大旗之下，张欣潜心经营的却是一片古意犹存的“稻香村”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古典情结的固守使张欣在物欲横流，声色犬马中找寻到一片精神的栖息地，可同时也正是因为渗透着男权话语的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留恋与认同，使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创作主体自身所压抑而无法张扬。在代表着“父”的“传统美德”的诱惑下，女性话语在意识的地表层下作着艰难的突围。
但属于女性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不可能被完全泯灭，性别意识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对世界人生有着诚挚关怀的女作家，张欣很难以“沉默的羔羊”的角色温柔恭顺地接受“父”的命名。她无法放弃对女性自我的寻找和确认，尽管这一自我命名的行动充满着犹疑、彷徨和痛苦的妥协。
欣赏“古人马上拱手作揖，依依惜别”的张欣，对现代人“永远生活在隔膜和猜疑里，友谊和爱情一样脆弱，一样什么都经不起”3的生存处境是颇为忧虑的。生活中的张欣有不少女性伙伴，甚至有女读者在读完她的小说后慕名前去和她做倾心长谈。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在交往中得到传递，丰富的心灵世界得以在交流中共享。也许正是感动于女性之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抚慰和体贴，张欣总是很有些偏爱地将“姊妹情谊”的温润和清纯灌注于笔下。海之和佳希、维沉和俐清、爱宛和可馨、飘雪和梦烟、忆禅和林子、朱菲和媛蓓、冰琦小米和婷如当这些美丽的名子结对出现在张欣的作品中时，我们便也感受到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体慰的相濡以沫的情感。
“姊妹情谊”是摆脱父权制的压抑和歧视、在女性中形成认同感要求的产物，她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关系，往往要比异性爱来得持久和稳定。张欣作品中“姊妹”们的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坎坷，特别是在经历了异性爱之后，她们仍能保持一种稳固的爱恋和依携。这种稳固常常反衬出异性爱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张欣在对“姊妹情谊”倾心关注的同时便也透露出了对异性爱的疏离和不信任。在张欣的都市生活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几个作者所欣赏、首肯的男性。他们往往平庸、自私、懦弱、浅薄，同时又以男性权威的自高自大指陈女人、控制女人。在名利美色的诱惑面前，他们极易乖乖就范。很显然，这样的异性爱难以产生吸引女性的魅力，特别是对那些才情俱佳的优秀女性而言。婚姻关系中精神世界的苍白使她们试图找到另一种补偿的方式，而异性爱带给她们的创痛更需要得到抚慰，因而“姊妹情谊”就具有了“精神疗养所”的作用；另一方面，诚如波伏娃所言：“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4女性文化的情感物质决定了女性对情感的需求多于男性，情感体验是女性生活经验的重要内容，代表着理智和规范的男性文化往往漠视甚至贬抑这种女性独特的生命律动，这就使得女性要努力找寻或营造一个体现自身文化物质的氛围“姊妹圈”使女性的情感需求获得相互间的认可。因而我们看到，爱宛在婚姻生活出现危机的时候跑到好友可馨那里(爱又如何)；佳希欣赏海之的“无比真实，坦言”由衷地感慨“这世界上只不能没有海兰，许多话跟男人说不清，只能倒给她，总能得到净化”（如戏）；沧桑历炼的俐清故意横刀夺爱，戳穿了维沉恋人的假面具，将维沉从爱情幼稚病中唤醒(亲情六处)此时“宁静的港湾”已不再是异性爱或以异性爱为主体的“家”的指称，它已成了“姊妹圈”的象征，使女性产生了一种回归母体的亲切感，因而我们也就理解了林子最终舍弃男友而固守了姊妹友谊的选择(永远的徘徊)。在友情与爱情的冲突中“姊妹情谊”以她难以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女性。
“姊妹情谊”的本质意义和深远内涵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知心女友的关系定位。在方佩与千姿这一对母女之间(岁月无敌)，寻常意义上的母爱固然令人感动，而那种源于女性内心的“丰富的痛苦”以及在痛苦经验之中升华出的女性的自我体认和对男性世界的认知则是方佩给予千姿的最宝贵的财富。女性共通的内心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母亲和女儿的角色意识。尽管在这场生存的战役中，母亲方佩是指挥和统领，而女儿千姿则是母亲构思的具体操作者，但并不是那种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维系着她们的协作。在现存的男权体制中找寻自己位置的努力，才是联系她们的真正精神纽带。母亲方佩以沧桑之后沉静的人格力量感染影响着千姿，她对千姿的引导基于她对自己过往生活的反省，她在塑造女儿的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的重塑。在与母亲协同作战的过程中，千姿由最初的被引领一步步走向了对自我的探寻。现实生存空间决定了她们必须互相扶助，形成坚固的堡垒以抵抗外界的侵蚀。“姊妹情谊”激发了自我意识的萌动、觉醒，同时也是对自我觉醒的确认和肯定。方佩作为母亲的形象在张欣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显得颇为独特。她不同于遵义的母亲，沉湎于编造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也不同于安妮的母亲黎微士，对年轻时的二流影星经历自恋自怜（伴你到黎明）；这两位母亲都曾被张欣通过她们女儿的目光加以微讽。作为男权话语的同谋和精美的复制品，她们很难和自己的女儿形成“姊妹情谊”的同盟。而方佩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母亲”的角色定位，则源于在她身上体现着张欣所认同的理想女性的特点：独立、自尊、富于智慧和爱心。
对“姊妹情谊”的关注潜在影响着张欣对女性的观照态度的选择。冷静、宽容、理解是她态度的基本倾向，这种观照态度也会投射在她所倾力塑造的女主人公身上。她们充当着“作者代言人”的角色，是作品的“叙述视点”通过她们的眼光审视都市女性的百态人生。应该说，对“古典”的回归使张欣很难欣然接受异己的东西，但她却努力避免着用“古典”去束缚去褒贬她的观照对象。在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遵义对自己丈夫的情妇——都市现代女性商晓燕的感慨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心态：“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炼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望洋兴叹”使“欣赏和品味”具有了隔膜感，也决定了价值评价和情感取舍的暧昧。实际上“异己”角色的世界是很难真正介入的，在张欣小说中控制叙述的，大都是她塑造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那一类：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苦苦徘徊的都市知识女性。因为这一类人物或叙述者承载着写作者对自身体验的审视，她能够丝丝入扣地把握她们的心态。相对而言“异己”角色们的面目相对模糊，无法介入的尴尬使叙述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为了不致于在武断与简单中使自己陷于偏颇，写作者就需要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视点。但宽容的态度不仅仅出于叙述策略的考虑，它更基于张欣对女性边缘处境的体认和对女性的整体观照。由“姊妹情谊”推而广之，女性处于边缘话语地位的共通体验弥合了女性个体间的差异。个体的生存状态是以整体的生存困境为大背景的“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深切的忧患感决定了张欣难以轻松地作出是非优劣的评判取舍。妒妇、怨妇的传统形象已不再是穗珠、何丽英、遵义们的归宿，尽管丈夫的外遇使她们痛苦，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她们都能以理智和平静的心态去试图理解自己的情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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