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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革命意识对女性话语的强力渗透，一度使丁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呈现出乐观的图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到来呢？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关于女性、关于革命的理想构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隙。本文通过梳理丁玲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创作，揭示了她对女性革命、女性解放的探寻是如何一步步地趋于深入的。
关键词：革命 革命女性 女性革命 女性解放
考察丁玲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的联姻，为莎菲们的女性命运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达临呢？——从认同革命、赞美革命女性到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的思考，显示出丁玲对这一问题探求的逐步深化。
一
1927～1928年，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初涉文坛，其时，蒋光慈等人创作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作品已经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23岁的丁玲——一个生性敏感、孤独内敛的年轻女性而言，最初的文学表达似乎很难不是诉诸于自我的。在这一阶段，写作，是女作家抵御孤独化解焦虑的一种手段，是出于她生命深处最迫切的需要，她不是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去关注莎菲，而是从个体自我的经验中去挖掘莎菲，凭着一个真实女性的本能去表达莎菲。由此，我们很难说，此时的丁玲已是一个有着明确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在这之前，女作家已有过许多惊世骇俗的“革命”举动；尽管今天我们已为莎菲们的行为找到了不少女权主义的理论依据。与其说丁玲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去表现莎菲们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倒不如说她是从自我、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去探求人之自由、解放的可能，过“有独立人格的生活”一直是她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在丁玲早期的创作中，这种探求是自发的，也往往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的迷狂，但却绝对执拗。为此，她不惜让莎菲们处于孤绝的境地:远离家庭、亲友，拒绝婚姻，拒绝“盲目的爱惜”甚至对于“五四”女作家们所无限神往的自由恋爱也心存疑虑总之，她们执拗地挣脱着传统加诸于她们的一切枷锁，执拗地捍卫着自身的独立，她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女性，是怀着“更大的欲望”的“异类”尽管身上已少了“五四”儿女们的狂飙之气，但却在兄姐开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是我自己的”——这一著名的女性宣言终于被莎菲们身体力行地实践了。
但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还远未能为莎菲们提供自由的空气和现代的土壤，独立的种子虽已萌芽，却很难结出希望的果子。梦珂在隐忍中与狼共舞，莎菲在绝望中自我放逐，伊萨想用死亡来解脱，承淑、志清、嘉瑛们选择了独身和同性恋“现代女性”们宿命般的结局促使着丁玲寻求另外的路径来实现她“独立”的梦想。1929年底，长篇小说韦护的诞生，标志着丁玲思想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马列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与丈夫胡也频的革命生涯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丁玲在精神之路上不断求索的结果。韦护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又不失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这之前，丁玲的笔下不仅鲜有完美的爱情，而且对于异性爱，她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爱情是虚幻的，功利的，带有欺骗性，爱情会瓦解女性的意志，引发她们更大的焦虑感和匮乏感。最典型的一例莫过于蕴姊的遭遇（莎菲女士的日记），自由恋爱的蕴姊婚后仅生活了一个月便死了，她在给莎菲的信中写道：“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这不禁让莎菲陷入了“爱”的迷惘：“假使她不会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不会死去的这样快。”在韦护中，尽管“爱情”被当作是“革命”的羁绊和障碍，尽管丽嘉最终还得承受爱的失落，但男女主人公的两情相悦、如火如荼还是被表现得相当动人的。表面上看，爱情和革命似乎是不可得兼的相克之物，但实际上，恰恰是爱情赋予了革命深入人心的力量。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极富有意味的情节，当韦护处于二难抉择的痛苦中时，他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我信仰的主义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诚恳地”答道：“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有过一些言论，批评过一些马列主义者，那是我受了一点别的影响，我很幼稚，还有，就是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得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是的，我喜欢过一些现代青年，但他们太荒谬和自私，我很失望。”这个如莎菲一般骄傲、任性的女子竟然能够如此清醒、理智地评价革命、剖析自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但丽嘉也的确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与此相对的，则是韦护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男性魅力，这魅力不仅征服了丽嘉的芳心，而且改变了她的观念和信仰。“但是我却只爱你，韦护！而且敬重你！”“敬重”是一种带有革命意味的、很“同志”式的情感，他包含着理解、信任，表达着敬意和尊重。因为革命者情人是可爱的，所以革命也可爱起来，在这里，男性革命者的魅力＝信仰革命的魅力，爱情与革命通过隐秘的替换式完成了话语转换，从而将女性命运与某种社会变革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很显然，韦护的创作具有很强的预设性和目的性，它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社会的进步、民生的幸福，个人的需求是应该压抑的。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这个爱情的怀疑论者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真诚地礼赞爱情。因为越是渲染爱情的美丽、神奇、无法抗拒，才越能显出抉择的艰难，而艰难中的最终抉择也就更凸显了革命的重要性。况且，如上分析“爱情”本身也承载着吸纳革命同盟军的重任。不难想象，尽管失去了韦护，在爱侣的精神感召下，想“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的丽嘉也很可能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丁玲的革命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很轻易地就让一个崇尚自由、桀敖不驯的“莎菲”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唯一的只知有爱情”的“丽嘉”让她在臣服于韦护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对革命有了感觉。单纯、柔弱、驯良——这种为作者所极力规避的传统女性特质，因为“爱情”的需要，确切地说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被重新召唤了回来。
但丁玲毕竟是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我的作家，这保证了韦护没有流于观念的简单图解。尽管丁玲相信，只有投身于革命，才能获得更为充实、壮丽的“大我”可是，从韦护痛苦的徘徊、抉择中，从那无限伤感叹惋的笔调中，也隐约透露出写作者自身的困惑：个体的权利、自我的完满，真的是不足顾惜的吗？难道革命在承诺给大多数人以幸福的同时，必然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丧失为代价？——在介入“革命”的伊始，丁玲的话语操作中即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
不过，此时的丁玲被一种革命激情鼓涨着，她还无暇对革命做更为深入理性的思考。写完韦护的1930年春天，丁玲服务于革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这体现在带有更明显的观念演绎痕迹的姊妹篇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在韦护那里，革命，并非出自内在生命的需求，而是在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一种意志的选择，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所以，他和丽嘉的分手，实在是有着不得不为之的被动和无奈。而对于美琳和望微来说，革命是主动抉择的结果，革命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爱情的障碍，而成了爱情内部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对爱侣的分道扬镳。在美琳和玛丽两个相互映照的女性形象中，寄寓着丁玲对时代大潮中女性命运的思考。美琳曾经的理想和丽嘉一样“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但渐渐地，她感到了生活的无意义，在男性革命者若泉的导引下（韦护也是一个革命导引者，只不过他对丽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她认识到和子彬的同居，不仅使她“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她终于意识到：“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在此，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属于莎菲的那种独立、反叛的气息，但此时，个人主义的莎菲已成了一个有着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的准革命者，比之于丽嘉，美琳又向着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沉溺于个人享乐主义的玛丽。玛丽的性格中，也有着如莎菲一般自由、无羁的一面“她是自由惯了的人”尽管她被望微的热情所征服，可“慢慢又觉得她的牺牲是太大了”但是，玛丽的“自由”是以自我赏玩、自我放纵的个人经验主义为依托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感性需求的迷恋和对精神召唤的回避。通过美琳和玛丽不同的人生道路，丁玲在有力地揭示出个人主义的狭隘、虚幻的同时，昭示出了革命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
在美琳看来，或者说在丁玲看来，只有“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只有同“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才能实现个体/女性的价值，也就是说，个人的独立、解放，女性的独立、解放，必须与集体的事业，与社会变革、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正如丁玲所言：“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解答三个问题）两篇小说都是以“先进”的一方最终舍弃“落后”的一方，投入到群众性革命运动中而结束。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尾，表明丁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新的女性解放观。
无论是丽嘉，还是美琳、玛丽，在男性革命导引者那里，她们都是被引导、被帮助、被解放的对象。比如美琳，她就是在若泉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寻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而在田家冲中，丁玲则赋予了女主人公革命主体的力量。被遣送到农村的三小姐不仅没有断绝和革命运动的联系，而且将她借住的那家佃户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丁玲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理想的革命女性形象。三小姐几乎具备了革命者和女性的一切美质，以她那美好的形象、善良的心性、朴实的言行、坚强的意志赢得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称赞和信任。在此，革命者被罩上了神秘圣洁的光环“革命”这一语词则成了一个超越的“能指”它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并许以幸福的无限承诺。三小姐将“理想和希望”带给了佃户老赵一家，并“说明理想实现的可能”她甚至还极其乐观地道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的女性宣言。不过，也许是因为三小姐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革命理念，也许是因为丁玲过于强调她作为革命者的完美性，总之，这一女性形象远不如莎菲、丽嘉更为真实动人，甚至不如小说中的幺妹给人的印象深刻。不能不说，三小姐形象的苍白与模糊使她作为革命主体的力量也大大减弱了。在此，丁玲力求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但是，却令人遗憾地失落了一个真实的女性。
毕竟，较之于莎菲们，丁玲对三小姐的经验世界是较为隔膜的。对丁玲而言，要想使停滞在观念世界中的“革命”呈现出她本身所固有的复杂、矛盾、丰富与曲折来，就需要获取一种更为真实的革命经验，从而创造出更富有社会现实意义、更具有文化批判力量的革命话语。
二
1936年秋，劫后余生的丁玲辗转来到了西北解放区。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激发出丁玲更大的创作热情，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她真切地感受着，动情地书写着。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1939）所传达的，正是这种拥抱新生活的欢欣与幸福。
在“生命的旅程上”经历了“更多的坎坷”曾经“忧愁得很”的知识女性薇底来到解放区后，变得“更单纯、愉快、坚定“起来，她由衷地向一个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的女伴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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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识对女性话语的强力渗透，一度使丁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呈现出乐观的图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到来呢？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关于女性、关于革命的理想构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隙。本文通过梳理丁玲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创作，揭示了她对女性革命、女性解放的探寻是如何一步步地趋于深入的。
关键词：革命 革命女性 女性革命 女性解放
考察丁玲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的联姻，为莎菲们的女性命运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达临呢？——从认同革命、赞美革命女性到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的思考，显示出丁玲对这一问题探求的逐步深化。
一
1927～1928年，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初涉文坛，其时，蒋光慈等人创作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作品已经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23岁的丁玲——一个生性敏感、孤独内敛的年轻女性而言，最初的文学表达似乎很难不是诉诸于自我的。在这一阶段，写作，是女作家抵御孤独化解焦虑的一种手段，是出于她生命深处最迫切的需要，她不是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去关注莎菲，而是从个体自我的经验中去挖掘莎菲，凭着一个真实女性的本能去表达莎菲。由此，我们很难说，此时的丁玲已是一个有着明确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在这之前，女作家已有过许多惊世骇俗的“革命”举动；尽管今天我们已为莎菲们的行为找到了不少女权主义的理论依据。与其说丁玲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去表现莎菲们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倒不如说她是从自我、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去探求人之自由、解放的可能，过“有独立人格的生活”一直是她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在丁玲早期的创作中，这种探求是自发的，也往往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的迷狂，但却绝对执拗。为此，她不惜让莎菲们处于孤绝的境地:远离家庭、亲友，拒绝婚姻，拒绝“盲目的爱惜”甚至对于“五四”女作家们所无限神往的自由恋爱也心存疑虑总之，她们执拗地挣脱着传统加诸于她们的一切枷锁，执拗地捍卫着自身的独立，她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女性，是怀着“更大的欲望”的“异类”尽管身上已少了“五四”儿女们的狂飙之气，但却在兄姐开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是我自己的”——这一著名的女性宣言终于被莎菲们身体力行地实践了。
但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还远未能为莎菲们提供自由的空气和现代的土壤，独立的种子虽已萌芽，却很难结出希望的果子。梦珂在隐忍中与狼共舞，莎菲在绝望中自我放逐，伊萨想用死亡来解脱，承淑、志清、嘉瑛们选择了独身和同性恋“现代女性”们宿命般的结局促使着丁玲寻求另外的路径来实现她“独立”的梦想。1929年底，长篇小说韦护的诞生，标志着丁玲思想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马列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与丈夫胡也频的革命生涯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丁玲在精神之路上不断求索的结果。韦护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又不失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这之前，丁玲的笔下不仅鲜有完美的爱情，而且对于异性爱，她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爱情是虚幻的，功利的，带有欺骗性，爱情会瓦解女性的意志，引发她们更大的焦虑感和匮乏感。最典型的一例莫过于蕴姊的遭遇（莎菲女士的日记），自由恋爱的蕴姊婚后仅生活了一个月便死了，她在给莎菲的信中写道：“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这不禁让莎菲陷入了“爱”的迷惘：“假使她不会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不会死去的这样快。”在韦护中，尽管“爱情”被当作是“革命”的羁绊和障碍，尽管丽嘉最终还得承受爱的失落，但男女主人公的两情相悦、如火如荼还是被表现得相当动人的。表面上看，爱情和革命似乎是不可得兼的相克之物，但实际上，恰恰是爱情赋予了革命深入人心的力量。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极富有意味的情节，当韦护处于二难抉择的痛苦中时，他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我信仰的主义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诚恳地”答道：“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有过一些言论，批评过一些马列主义者，那是我受了一点别的影响，我很幼稚，还有，就是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得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是的，我喜欢过一些现代青年，但他们太荒谬和自私，我很失望。”这个如莎菲一般骄傲、任性的女子竟然能够如此清醒、理智地评价革命、剖析自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但丽嘉也的确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与此相对的，则是韦护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男性魅力，这魅力不仅征服了丽嘉的芳心，而且改变了她的观念和信仰。“但是我却只爱你，韦护！而且敬重你！”“敬重”是一种带有革命意味的、很“同志”式的情感，他包含着理解、信任，表达着敬意和尊重。因为革命者情人是可爱的，所以革命也可爱起来，在这里，男性革命者的魅力＝信仰革命的魅力，爱情与革命通过隐秘的替换式完成了话语转换，从而将女性命运与某种社会变革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很显然，韦护的创作具有很强的预设性和目的性，它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社会的进步、民生的幸福，个人的需求是应该压抑的。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这个爱情的怀疑论者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真诚地礼赞爱情。因为越是渲染爱情的美丽、神奇、无法抗拒，才越能显出抉择的艰难，而艰难中的最终抉择也就更凸显了革命的重要性。况且，如上分析“爱情”本身也承载着吸纳革命同盟军的重任。不难想象，尽管失去了韦护，在爱侣的精神感召下，想“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的丽嘉也很可能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丁玲的革命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很轻易地就让一个崇尚自由、桀敖不驯的“莎菲”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唯一的只知有爱情”的“丽嘉”让她在臣服于韦护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对革命有了感觉。单纯、柔弱、驯良——这种为作者所极力规避的传统女性特质，因为“爱情”的需要，确切地说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被重新召唤了回来。
但丁玲毕竟是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我的作家，这保证了韦护没有流于观念的简单图解。尽管丁玲相信，只有投身于革命，才能获得更为充实、壮丽的“大我”可是，从韦护痛苦的徘徊、抉择中，从那无限伤感叹惋的笔调中，也隐约透露出写作者自身的困惑：个体的权利、自我的完满，真的是不足顾惜的吗？难道革命在承诺给大多数人以幸福的同时，必然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丧失为代价？——在介入“革命”的伊始，丁玲的话语操作中即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
不过，此时的丁玲被一种革命激情鼓涨着，她还无暇对革命做更为深入理性的思考。写完韦护的1930年春天，丁玲服务于革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这体现在带有更明显的观念演绎痕迹的姊妹篇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在韦护那里，革命，并非出自内在生命的需求，而是在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一种意志的选择，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所以，他和丽嘉的分手，实在是有着不得不为之的被动和无奈。而对于美琳和望微来说，革命是主动抉择的结果，革命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爱情的障碍，而成了爱情内部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对爱侣的分道扬镳。在美琳和玛丽两个相互映照的女性形象中，寄寓着丁玲对时代大潮中女性命运的思考。美琳曾经的理想和丽嘉一样“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但渐渐地，她感到了生活的无意义，在男性革命者若泉的导引下（韦护也是一个革命导引者，只不过他对丽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她认识到和子彬的同居，不仅使她“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她终于意识到：“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在此，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属于莎菲的那种独立、反叛的气息，但此时，个人主义的莎菲已成了一个有着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的准革命者，比之于丽嘉，美琳又向着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沉溺于个人享乐主义的玛丽。玛丽的性格中，也有着如莎菲一般自由、无羁的一面“她是自由惯了的人”尽管她被望微的热情所征服，可“慢慢又觉得她的牺牲是太大了”但是，玛丽的“自由”是以自我赏玩、自我放纵的个人经验主义为依托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感性需求的迷恋和对精神召唤的回避。通过美琳和玛丽不同的人生道路，丁玲在有力地揭示出个人主义的狭隘、虚幻的同时，昭示出了革命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
在美琳看来，或者说在丁玲看来，只有“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只有同“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才能实现个体/女性的价值，也就是说，个人的独立、解放，女性的独立、解放，必须与集体的事业，与社会变革、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正如丁玲所言：“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解答三个问题）两篇小说都是以“先进”的一方最终舍弃“落后”的一方，投入到群众性革命运动中而结束。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尾，表明丁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新的女性解放观。
无论是丽嘉，还是美琳、玛丽，在男性革命导引者那里，她们都是被引导、被帮助、被解放的对象。比如美琳，她就是在若泉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寻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而在田家冲中，丁玲则赋予了女主人公革命主体的力量。被遣送到农村的三小姐不仅没有断绝和革命运动的联系，而且将她借住的那家佃户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丁玲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理想的革命女性形象。三小姐几乎具备了革命者和女性的一切美质，以她那美好的形象、善良的心性、朴实的言行、坚强的意志赢得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称赞和信任。在此，革命者被罩上了神秘圣洁的光环“革命”这一语词则成了一个超越的“能指”它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并许以幸福的无限承诺。三小姐将“理想和希望”带给了佃户老赵一家，并“说明理想实现的可能”她甚至还极其乐观地道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的女性宣言。不过，也许是因为三小姐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革命理念，也许是因为丁玲过于强调她作为革命者的完美性，总之，这一女性形象远不如莎菲、丽嘉更为真实动人，甚至不如小说中的幺妹给人的印象深刻。不能不说，三小姐形象的苍白与模糊使她作为革命主体的力量也大大减弱了。在此，丁玲力求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但是，却令人遗憾地失落了一个真实的女性。
毕竟，较之于莎菲们，丁玲对三小姐的经验世界是较为隔膜的。对丁玲而言，要想使停滞在观念世界中的“革命”呈现出她本身所固有的复杂、矛盾、丰富与曲折来，就需要获取一种更为真实的革命经验，从而创造出更富有社会现实意义、更具有文化批判力量的革命话语。
二
1936年秋，劫后余生的丁玲辗转来到了西北解放区。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激发出丁玲更大的创作热情，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她真切地感受着，动情地书写着。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1939）所传达的，正是这种拥抱新生活的欢欣与幸福。
在“生命的旅程上”经历了“更多的坎坷”曾经“忧愁得很”的知识女性薇底来到解放区后，变得“更单纯、愉快、坚定“起来，她由衷地向一个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的女伴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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