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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文化身份问题愈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1。而对于产生于东西方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而言“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2，无疑是文化研究中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而这套冠名为“海外流散文学”的丛书，则为“文化身份”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丛书的序言中，主编赵毅衡即透过海外个体写作的纷纭和斑斓，敏锐地感知到了那种内在的“规定性”:“不管海外作家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无一例外苦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之境：中国文化与异国生活之间，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使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3
这就正如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混杂性”特征：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有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4。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rien segers）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即“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的概念当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作一种‘建构’。”5
而对于那些操持文字的人来说“身份”的建构则伴随着更为清醒也因此而更为痛苦精神历程。从故土到异乡，又从异乡奔向新途——在一次次地迁徙流转中，一切都陌生起来，暧昧起来“从此，家乡和异乡的角色虽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纠缠着存在于我的日子里。”6而与之相伴的，是失落、怀疑、疏离、对抗，是双重的身心、视角以及永无止境的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当陡然的断裂让生命与源头不期而遇时，写作就成了自我泅渡的方舟。
但那“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的“家乡和异乡”恰恰注定了此岸的无法告别和彼岸的难以跻及，注定了生存与写作的“之间”性。在“流散”的文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姿态就是“游走”——既是真实的，也是隐喻的。永远地离乡背井，不断地投奔与逃离——“游走”的岁月是多多小说中的情境：“圣诞节前夜暮色降下时分，我正滞留在路上——英国北部乡间的一个加油站”7。而在他的一首诗中，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他写到：“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使我到达被失去的地点/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耻辱，那是我的地址/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8
多多的名字，早已是汉语诗歌界的重镇，但其开始于八十年代的小说家生涯，却并不为人熟知。漂泊海外后“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他的小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9 (赵毅衡星序边缘)如今，多多又开始了纯诗的追求。从诗到小说，又从小说到诗，流浪在异域的多多也同样在文学的版图上游走，而这本名为搭车的小说集，似乎也成了某种存在状态的隐喻。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放逐和流浪时，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准则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他掀天动地，震撼人们，却无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完全解释清楚。10多多也曾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借对芒克的评价，表达了类似的观念：“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11。
“欧美另类艺术界持久不散的先锋色彩，无可避免会对作家产生影响：破裂和模糊，似乎是作品本体性的存在方式——没有任何整合力量，既没有生活的细节“真实”也没有价值观的任何合一。”12赵毅衡的这段话，用在多多身上尤为合适。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在中国当代新诗的地下重建时期，多多就已经开始寻找一种更纯粹的、属于个人的写作方式。而在1970年，那个北京青年人精神上的早春时节里，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以及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来自异域的文学信息，已经为多多日后的写作奠定了一种基调。
相比之下，在万之小说集十三岁的足球中，域外生存的经验并不彰显，但其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已带有了相当的“先锋”气质。尽管也有着较为显豁的寓意和主题，但无论是其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还是叙述方式、文体意识，都显示出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不过，坦白地说，万之的名子，笔者是因为这套丛书才第一次知道（由此又印证了赵毅衡所说的“茶凉主义”），这才发现他也曾是今天的风云人物，与史铁生，刘自力同为今天的小说三杰。据说，当年万之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时候，阿城正值盛名。那一次，阿城说自己写小说是有榜样的，这个榜样就是“万之”当时，一桌子的人都指着陈迈平，直笑阿城。陈迈平就是万之13。由此，不难想见新时期伊始，万之在大陆现代小说中的先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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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文化身份问题愈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1。而对于产生于东西方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而言“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2，无疑是文化研究中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而这套冠名为“海外流散文学”的丛书，则为“文化身份”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丛书的序言中，主编赵毅衡即透过海外个体写作的纷纭和斑斓，敏锐地感知到了那种内在的“规定性”:“不管海外作家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无一例外苦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之境：中国文化与异国生活之间，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使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3
这就正如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混杂性”特征：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有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4。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rien segers）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即“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的概念当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作一种‘建构’。”5
而对于那些操持文字的人来说“身份”的建构则伴随着更为清醒也因此而更为痛苦精神历程。从故土到异乡，又从异乡奔向新途——在一次次地迁徙流转中，一切都陌生起来，暧昧起来“从此，家乡和异乡的角色虽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纠缠着存在于我的日子里。”6而与之相伴的，是失落、怀疑、疏离、对抗，是双重的身心、视角以及永无止境的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当陡然的断裂让生命与源头不期而遇时，写作就成了自我泅渡的方舟。
但那“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的“家乡和异乡”恰恰注定了此岸的无法告别和彼岸的难以跻及，注定了生存与写作的“之间”性。在“流散”的文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姿态就是“游走”——既是真实的，也是隐喻的。永远地离乡背井，不断地投奔与逃离——“游走”的岁月是多多小说中的情境：“圣诞节前夜暮色降下时分，我正滞留在路上——英国北部乡间的一个加油站”7。而在他的一首诗中，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他写到：“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使我到达被失去的地点/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耻辱，那是我的地址/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8
多多的名字，早已是汉语诗歌界的重镇，但其开始于八十年代的小说家生涯，却并不为人熟知。漂泊海外后“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他的小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9 (赵毅衡星序边缘)如今，多多又开始了纯诗的追求。从诗到小说，又从小说到诗，流浪在异域的多多也同样在文学的版图上游走，而这本名为搭车的小说集，似乎也成了某种存在状态的隐喻。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放逐和流浪时，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准则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他掀天动地，震撼人们，却无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完全解释清楚。10多多也曾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借对芒克的评价，表达了类似的观念：“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11。
“欧美另类艺术界持久不散的先锋色彩，无可避免会对作家产生影响：破裂和模糊，似乎是作品本体性的存在方式——没有任何整合力量，既没有生活的细节“真实”也没有价值观的任何合一。”12赵毅衡的这段话，用在多多身上尤为合适。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在中国当代新诗的地下重建时期，多多就已经开始寻找一种更纯粹的、属于个人的写作方式。而在1970年，那个北京青年人精神上的早春时节里，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以及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来自异域的文学信息，已经为多多日后的写作奠定了一种基调。
相比之下，在万之小说集十三岁的足球中，域外生存的经验并不彰显，但其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已带有了相当的“先锋”气质。尽管也有着较为显豁的寓意和主题，但无论是其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还是叙述方式、文体意识，都显示出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不过，坦白地说，万之的名子，笔者是因为这套丛书才第一次知道（由此又印证了赵毅衡所说的“茶凉主义”），这才发现他也曾是今天的风云人物，与史铁生，刘自力同为今天的小说三杰。据说，当年万之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时候，阿城正值盛名。那一次，阿城说自己写小说是有榜样的，这个榜样就是“万之”当时，一桌子的人都指着陈迈平，直笑阿城。陈迈平就是万之13。由此，不难想见新时期伊始，万之在大陆现代小说中的先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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