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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时，我已七岁。我家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附近，居所是海关的一幢宿舍楼。这所两层的小楼临坡而建，楼上楼下本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了两家人住，把楼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楼层地板与坡上的地面大体平齐，因此开了一个门，通向坡面，但门与坡面之间并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楼的后墙本来与山坡间有好几米的距离，墙体与山坡间构成一种深沟的形势，深沟底部有渠水流过，因此在我家那开于后墙的门和坡面之间，便设置了一座木桥。木桥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并有两间简陋的茅屋，一间是烧饭的厨房，另一间是放马桶的厕所。小院一侧有篱笆和木门，我家的大门，便是那木门，家人与亲友进出，都通过那双开的木门，因之我家和楼下那家人，并没有任何共用的门道，也就几乎从不来往。
那幢小楼结构很简单，谈不上什么造型，就是长方形的模样。但我们的二层上面，有一个颇大的内嵌式阳台，那阳台对我们家来说，用处极大。那时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从小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龄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刘云门续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齐时，房子根本不够用，重庆夏天又特别热，兄弟们挤在一间屋里特别难受，因此，哥哥们，还有小叔，在炎夏时往往便到那阳台上铺凉席睡，我有时也硬往他们一处凑热闹，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阳台是个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阳台的栏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一起。山城重庆的剪影，一半为树丛遮蔽，豁显的那部分，从阳台上望去，大体上有如一个底边大于垂直边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雾中神秘地时隐时现，或在晴阳下如精勾细描的彩画，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雨中它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几十年过去，从阳台望重庆市区的这些印象，仍鲜明地叠印于我的记忆之中。
1949年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队，开小差的开小差，溃散的溃散。到接近秋天的时候，重庆实际上已处于半真空状态。解放军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罢了。那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门口过往的烂兵游贼不多，得以保全。但母亲彼时的焦虑，使小小年纪的我，也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记得有一天有个人闯进了我家院门，黑袍黑帽，穿得像戏台上的人物一样，母亲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桥上应付他，我缩身在母亲腰后，探头观望，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称道士，劝说我母亲把我交他带走，据说天下已然大乱，留下我对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亲当然不听他的鬼话，最后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1949年9月2日，现在我从万年历上查出，是个星期四。那天只有母亲、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亲每天都要乘“海关划子”(汽艇)渡江到城里上班，总要天黑净了才能回到家里。那时小叔已经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广州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去乐山技专上学，小哥哥和姐姐则在城里巴蜀中学住校。大约是午后，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又跑到阳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双臂则趴在阳台护栏上，像往常一样，眺望江水和江对面的山城。
江声浩荡，还有纤夫们悲怆的号子声。那是我童年时代耳边不绝如缕的生命交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种失重的感觉，夜里更觉得寂静得没有道理，心里空荡荡的。好久以后才懂得北京的安静方属正常，重庆那不间断的江流声反是一种特例。
不知在阳台上趴伏了几时，我发现江对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烟，烟柱越来越大，并且扩散开去，渐渐形成了一片乌云。再过一阵，则可以看见红色的火舌，似乎在贪婪地往上舔，舔什么呢难道天上有蜜糖么我觉得很有趣，便扭头朝屋里大喊：“妈！彭娘！火！火！”然而妈妈和彭娘那时不知在忙些什么，她们根本没理会。
我的视力非常好，至今仍能双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时我竟能看清对岸露出来的一些房屋，乃至于房屋外的廊坝。那时山城下部布满了“吊脚屋”歪歪斜斜的吊脚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挤我我挤你。我记得，有的“吊脚屋”那插到江岸边的撑木非常长，有的“吊脚屋”的窗口里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从窗口伸出长长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烂衫仿佛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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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时，我已七岁。我家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附近，居所是海关的一幢宿舍楼。这所两层的小楼临坡而建，楼上楼下本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了两家人住，把楼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楼层地板与坡上的地面大体平齐，因此开了一个门，通向坡面，但门与坡面之间并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楼的后墙本来与山坡间有好几米的距离，墙体与山坡间构成一种深沟的形势，深沟底部有渠水流过，因此在我家那开于后墙的门和坡面之间，便设置了一座木桥。木桥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并有两间简陋的茅屋，一间是烧饭的厨房，另一间是放马桶的厕所。小院一侧有篱笆和木门，我家的大门，便是那木门，家人与亲友进出，都通过那双开的木门，因之我家和楼下那家人，并没有任何共用的门道，也就几乎从不来往。
那幢小楼结构很简单，谈不上什么造型，就是长方形的模样。但我们的二层上面，有一个颇大的内嵌式阳台，那阳台对我们家来说，用处极大。那时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从小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龄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刘云门续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齐时，房子根本不够用，重庆夏天又特别热，兄弟们挤在一间屋里特别难受，因此，哥哥们，还有小叔，在炎夏时往往便到那阳台上铺凉席睡，我有时也硬往他们一处凑热闹，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阳台是个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阳台的栏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一起。山城重庆的剪影，一半为树丛遮蔽，豁显的那部分，从阳台上望去，大体上有如一个底边大于垂直边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雾中神秘地时隐时现，或在晴阳下如精勾细描的彩画，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雨中它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几十年过去，从阳台望重庆市区的这些印象，仍鲜明地叠印于我的记忆之中。
1949年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队，开小差的开小差，溃散的溃散。到接近秋天的时候，重庆实际上已处于半真空状态。解放军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罢了。那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门口过往的烂兵游贼不多，得以保全。但母亲彼时的焦虑，使小小年纪的我，也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记得有一天有个人闯进了我家院门，黑袍黑帽，穿得像戏台上的人物一样，母亲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桥上应付他，我缩身在母亲腰后，探头观望，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称道士，劝说我母亲把我交他带走，据说天下已然大乱，留下我对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亲当然不听他的鬼话，最后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1949年9月2日，现在我从万年历上查出，是个星期四。那天只有母亲、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亲每天都要乘“海关划子”(汽艇)渡江到城里上班，总要天黑净了才能回到家里。那时小叔已经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广州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去乐山技专上学，小哥哥和姐姐则在城里巴蜀中学住校。大约是午后，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又跑到阳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双臂则趴在阳台护栏上，像往常一样，眺望江水和江对面的山城。
江声浩荡，还有纤夫们悲怆的号子声。那是我童年时代耳边不绝如缕的生命交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种失重的感觉，夜里更觉得寂静得没有道理，心里空荡荡的。好久以后才懂得北京的安静方属正常，重庆那不间断的江流声反是一种特例。
不知在阳台上趴伏了几时，我发现江对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烟，烟柱越来越大，并且扩散开去，渐渐形成了一片乌云。再过一阵，则可以看见红色的火舌，似乎在贪婪地往上舔，舔什么呢难道天上有蜜糖么我觉得很有趣，便扭头朝屋里大喊：“妈！彭娘！火！火！”然而妈妈和彭娘那时不知在忙些什么，她们根本没理会。
我的视力非常好，至今仍能双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时我竟能看清对岸露出来的一些房屋，乃至于房屋外的廊坝。那时山城下部布满了“吊脚屋”歪歪斜斜的吊脚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挤我我挤你。我记得，有的“吊脚屋”那插到江岸边的撑木非常长，有的“吊脚屋”的窗口里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从窗口伸出长长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烂衫仿佛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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