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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
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为羞赧。他那时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时许多好心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学”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十年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右派”的错划尚未改正，许许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仍然强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都会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当时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电影票(后来林斤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也不希求恩赐。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从林斤澜那里去约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似，她最后传达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去张贴诗词，后来所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也无法进入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我发现我在... -->>
1988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
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为羞赧。他那时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时许多好心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学”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十年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右派”的错划尚未改正，许许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仍然强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都会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当时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电影票(后来林斤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也不希求恩赐。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从林斤澜那里去约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似，她最后传达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去张贴诗词，后来所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也无法进入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我发现我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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