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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通过对人性矛盾、裂隙和错觉的独特而微妙的揭示和描述，充分展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质地和症结所在。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字精炼洒脱。
当高名扬执教那堂十分重要的公开课时，聂翠英刚从江西调进广东珠三角的d城一中没几天。
高名扬是d城一中语文科数得上的教学骨干，加上又是县文学会的副会长，他的基本功很扎实，讲课又明白生动，所以很受学生欢迎。他在79年之前被调到县文艺宣传队搞创作近10年，宣传队解散后又调回教育线。有人说，如果他不是离开教师岗位这么长时间，显得资历浅了，凭他的业务水平，当个科组长是绰绰有余的。其实学校领导也有这个想法，但不是提他当组长，而是当一个抓文科教学的副教导主任。但提一个人没有硬件是不行的，刚好省里要各地评一些“南粤教坛新秀”学校领导便有意把高名扬推荐上去。这堂有省、市部门领导和专家旁听的公开课，就是“南粤教坛新秀”评选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
三十岁出头的聂翠英是江西师大欧洲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来广东前在江西的一所中专任教。在邓公南巡之前，从北方南下珠三角掏金的知识分子还未出现后来浩浩荡荡的阵势，来的都是散兵游勇。聂翠英做出南下决定时，丈夫不同意，两人为此闹翻了。聂翠英办了离婚手续，连孩子的抚养权也不要，义无反顾地来了。听完试教后，学校领导觉得她讲课的思路有些凌乱，板书也潦草，对该不该收她感到犹豫。征求老师意见时高名扬说，她出道才几年？经验不足是难免的，但我看她基本功很好。再说，硕士生这样高学历的人才，在d城教育界还没有，机会难得哩。于是学校领导才拍了板。
聂翠英被安排在一周后代一位即将坐月子的女教师的初一语文课。她在科组办公室里坐了两天，发现教师们喜欢边办公边议论一些物质上的话题，比如换大彩电，买摩托车之类。起初，这些议论使聂翠英听得沾沾自喜。她想，看来我下广东是下对了，d城真是个富地方啊，即使是教师，也比老家那些同行活得滋润多了。但听多了，又使她有了酸溜溜的感觉。她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不知要积累多少年，才可以赶上当地人的水平。她从那些议论中听出了炫耀，听出了小县城的庸俗气，这使她心烦。这次高名扬的公开课，科组长规定空堂的老师都要去听，聂翠英乐得一个摆脱的机会，一早就托着椅子，来到现场挑了个最正中的位置。这样，高名扬在讲台上的一举一动她都能看得滴水不漏了。此前两天，聂翠英并没有特别留意过高名扬，只知道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本地男人，个子较高，有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面庞瘦削，小眼睛，肤色泛黄。但走上讲台的高名扬原来还是蛮帅的。他沉默时很像表情忧郁的普希金，讲课时却显得神采飞扬，风度翩翩。让聂翠英惊奇的是，他的普通话讲得极标准而流利——而科组里的其它老师说的普通话都带有极浓的本地口音，卷舌音发得很别扭。
公开课选的是雷雨（节选）的第二课时，按常规这一课主要是分析课文。但高名扬没有用满堂灌的老式教法，而把它上成了一堂讨论课——让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或由老师解答，或让其它学生发表意见。这种教法是一着险棋。因为学生提出的问题肯定五花八门，甚至刁钻，教师如果对课文吃不透，是会露出业务知识上的疏漏的。而且讨论的气氛如果太活跃，教师把握不住局面，还有完不成规定的教学任务的危险。聂翠英没有参加研究这堂课的课型教法的小型会议，不知道事前科组领导对高名扬的方案是有疑虑的。她感到高名扬把课上得很好玩，学生热情高涨，高名扬神态自信从容，把该释疑的每个问题都解答得简洁明晰。学生自由发言时，高名扬交叉起双臂，含笑聆听着，使聂翠英想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奏最后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时干脆把指挥棒停下来让乐队自由发挥的那个卡拉扬。
公开课的高潮出现在离下课还有3分钟的时间。高名扬已经把剧中的几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作了归纳，一个男生突然举手要求发问。高名扬本来是可以不让这名学生站起来发问的。整节课已经上得很完美，经过了热烈放开之后漂亮的收拢，再横生枝节很容易会出漏子，而且时间也剩余不多了。但高名扬确实有点艺高人胆大，爽快地让这个学生站了起身。
他说老师，你刚才说周朴园多年来一直保留着侍萍离开前习惯的一些东西，摆出怀念她的样子，是做样子，是虚伪的表现。我有点不大同意哩。周朴园是资本家，但侍萍跟他毕竟毕竟生过两个孩子嘛，不可能一点感情也没有吧？资本家也是人，他就一点人味都没有啊？
这位学生说到生孩子的话时，课堂里爆出笑声，但很快被高名扬用手势压下去了。学生坐下后，课室一片寂静，气氛骤然有点紧张，科组的老师都暗暗为高名扬捏一把汗。
聂翠英倒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她对这堂课的重大意义一无所知，她一直沉浸在艺术欣赏那样的愉悦之中，她的嘴角始终下意识地浮着一丝称许的笑意。
高名扬稍稍定了定神，便说，这位同学讲得很有道理！我说周朴园这样做是虚伪，他说可能有真心怀念的成分，其实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这说明戏里面这个细节模棱两可。生活中本来就充满模棱两可的东西，艺术家就是要去发现这些个模棱两可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作品、人物才会不流于简单化。——不过，如果高考问起这个问题，你们还是要按我原先的归纳去回答才保险喔。
有人带头鼓起掌来，公开课在学生的掌声和下课的铃声中结束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带头鼓掌的，是聂翠英。
在稍后举行的评课会上，大家对高名扬的课总体是肯定的，溢美之辞不少。不过论及结尾的那段插曲，却起了争议。有人批评高名扬不应该拿些与教参唱反调的东西教学生。一个满头银发的省里来的老先生有点激动地站起来说，什么“模棱两可”简直乱弹琴！请问，毛主席倡导的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这里边的鲜明还要不要？如果学生在高考作文中也去搞什么模棱两可，那非考砸不可！
还没等老先生颤巍巍地坐稳，一直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聂翠英就抢先发了言。她说，我不认为高老师的说法有错。写社论需要鲜明，艺术作品就不一定了。生活中许多事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戏剧和小说都是要努力去发现这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这观点也不是高老师发明的，米兰昆德拉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了。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小编者按 通过对人性矛盾、裂隙和错觉的独特而微妙的揭示和描述，充分展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质地和症结所在。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字精炼洒脱。 说家。
高名扬因为要跟客人们道谢和告别，所以很迟才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他在办公楼门口的石阶上发现孤零零地站在草坪边的聂翠英。她穿着一条鲜红色的长裙。对这条裙子，科组里的女教师早有议论：选这种颜色的裙子，太俗气了，典型的山妹审美观！高名扬突然觉得有跟她说几句话的必要，便主动迎了上去。
高名扬说，聂老师，谢谢你，刚才为我说了好话。
聂翠英说，什么呀？要说谢的话，应该是我先谢你才对。我知道你为我调来的事说了好话。
高名扬说，那我们扯平了，两不拖欠了。
聂翠英被逗得笑起来。不过，高名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人的谈话就有点要结束的意味。聂翠英似乎还不想离开，她想了想问道，你也喜欢米兰昆德拉？高名扬挠了挠头说，说不上喜不喜欢，我还没看过他的书。聂翠英问，那你为什么能那么熟练地引用他的观点啊？高名扬说，那个说法我是从一篇文章上读到的，觉得有意思，就印在脑子里了。聂翠英又问，那卡夫卡、伍尔芙的作品看过了吧？还有中国的马原、毕飞宇、潘军、余华你最喜欢哪一位？高名扬觉得聂翠英的话有点卖弄的意味，一丝恼怒掠过心头，便说，我们当教师的，不需要看那些吧？聂翠英说，你不仅是教师，你还是县文学会的副会长哪，不看点现代派的东西，不怕思想落伍吗。高名扬幽幽地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写东西了，不骗你。顿了顿又问，聂老师你写创作吗？聂翠英说，我不写，但我喜欢看作品，钻理论，对近百年西方文学的演进，算是有点了解吧。看着中国那些先锋作家如何捣腾他们西方老祖宗的东西，挺好玩的。
他们就这样站在草坪边沿，一直谈到放学钟响。高名扬望着她离去的背影，直到那条像火焰似的裙子猝然消失在校园西南角的那片绿油油的竹林之中。高名扬知道竹林后面有几排空置的男生宿舍和旧教室，学校为她在那边安排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下班回家的路上，高名扬回味着跟聂翠英的这次交谈。他觉得聂翠英的一些东西感动了他，也吸引了他。他好多年没写东西，这说的是实话。80年代初他也曾在省级刊物上发过几篇小说，但后来他写的东西被编辑判为“创作观念陈旧”再也发不出。加上工作忙，使他对创作的事心灰意冷起来。但他知道文学这东西一旦爱上，就像染上毒瘾，不是说戒就能戒的，写作的欲望，拿出一些有份量的作品的欲望，其实一直在心底里潜伏着。不过他发现主流刊物上的小说他越来越读不懂了。他知道这几年中国文坛上思潮涌动，也听说过现代主义、先锋派这些新名词，但他没有时间去钻研这些陌生的东西，觉得自己的艺术观念是越发地赶不上趟了。他感到聂翠英是一个有可能帮自己一把的人。对于他县文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和曾写过一些可以印成铅字的小说的事，科组里的同事是从不愿提及的，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不屑。这使高名扬深感寂寞。聂翠英的出现，使他心头淌过一阵暖流。聂翠英这人有学问，这是没疑问的。但更令高名扬觉得舒服的是，她不像是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她来了才几天，就把他的身份打听到了，连他在接不接收聂翠英的问题上“说过好话”这样的内幕也知道了。高名扬喜欢有学问又懂点人情世故的务实的人，这样的人在他认识的人中委实不多。
高名扬原来住在校内的教师宿舍，去年在外面买了一套商品房，搬出去了。一家三口住百来平方，也够宽敞的。买房的钱几乎都是他妻子挣的，她是d城最大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市场拓展部经理，高名扬的收入只及她的一个零头。
跟许多家庭不同，吃过晚饭，高名扬家的电视就关了。刚上高一的独生女儿进自己房里做功课，高名扬进书房埋头备课、批作文、钻教材，有时还要看点文学书。高名扬醉心的事只两样，教学和文学。而这两样妻子都不感兴趣，也不懂，所以在家里高名扬很少讲话。妻子做完该做的家务事之后，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一张藤椅上看风景。他们住的单元在十二楼，可看的东西不少。看闷了就抽根烟。她原本是不抽烟的，但前几年却学会了，说是工作压力太大，她要放松自己。对此高各扬曾在心里嘀咕，我教重点中学压力就不重吗，为什么我可以不抽偏你要抽。但高名扬只是心里这样想，嘴里却始终没说出来。
这里一片寂静，最适合做学问。但这晚高名扬坐到书桌前很久，都进入不了状态。刚收到的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有几篇文章原打算好好读一读，但那些细小的铅字像一群顽皮的精灵，只在他眼皮下跳动着，硬是不肯进入他的脑子。聂翠英白天说的话，她的神态举止，一直在高名扬的脑里反复闪过，那条眩目的红裙子，一直在前方飘来荡去，让他心神不宁。过了很久，高名扬从书房走到阳台，犹豫了一下，向妻子走去。妻子马上摁熄手中的香烟，她知道高名扬不喜欢烟味。
你见过女人穿红色裙子的吗？高名扬问道。
妻子有些惊讶高名扬会向她撩起这样的话题，但一愣过后，还是平和地说，见过啊。你们学校女生的校服不就是红色连衣裙吗。
高名扬说，校服是枣红。我现在说是大红，像国旗那种红。
妻子说，那倒没见过，除非在舞台上吧。
高名扬又问，你说一个女教师如果穿这样的裙子，会好看吗？
妻子说，那肯定不合适。职业妇女，特别是教师，要让人看去庄重、办事牢靠，最忌穿颜色太纯的裙子，一定要加灰的。如果想鲜艳，玫瑰灰就够了——不过也没必要啊。你看我选的裙子都是灰蓝、灰黑的多。
高名扬说，你好像已经很久不穿裙子了。
妻子用手轻轻打了高名扬一下说，你瞎的？我不是天天穿裙子上班吗？不过，是不张开来的那种，是桶裙罢了。
高名扬忽然羞愧起来。他当然知道桶裙也是裙，但不知不觉间人到中年的妻子收敛起服饰上的张扬，在他模糊的印象中竟没注意妻子穿的是裙是裤，那种被平淡岁月熬出的麻木，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阳台上这场少有的交谈使妻子很开心，到了床上便骚劲十足，高名扬有点惊讶。
高名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自然还是在学校里过的。
d城一中是分科组办公的，全校的语文教师，就集中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每个年级的若干名老师合成一个备课组，他们的办公桌子也拼贴编者按 通过对人性矛盾、裂隙和错觉的独特而微妙的揭示和描述，充分展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质地和症结所在。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字精炼洒脱。 在一起。高二和初一这两个备课组距离最远，分别处于对角线的两端。高名扬的位置刚好面对着他们，而聂翠英的位置却背对着他。这使高名扬每时每刻只要一抬头，便可以看到聂翠英，当然只是她的脊背。
高名扬原以为女人的脊背都是一样的，但仔细观察过之后，他发现每人的脊背都大有区别，起码可以从中看出年龄的差异。在初一备课组，聂翠英最年轻，所以她的脊背就与其它人的略嫌臃肿的脊背明显不同，是平滑而没有起伏的，看得出宽松的化纤上衣下面还未来得及长出赘肉，空荡荡的，轻盈而有一点青春的气息。高名扬暗暗惦记着昨天聂翠英说过的话，希望有机会听她讲一讲现代主义那类自己一直搞不大懂的问题。但聂翠英整天都在埋头写教案，脊背始终没有转过来。有时她去听那位怀孕女教师的课，碰巧高名扬也是有课的，但初一在一楼，高二在四楼，要在去课室的路上碰面也几乎不可能，这使高名扬心里起了淡淡的失落感。他甚至怀疑起草坪边的那场对话是不是自已的幻觉。
最后一节是活动课，学校对教师管得很宽松。除了班主任，其余的可以到操场打打球，甚至可以提前下班逛逛菜市场。高名扬不爱运动，平时这个时候他不是去图书馆，就是提前下班。但今天他没有走，独个儿坐在办公台前，读那本总是读不下去的教学杂志，一种略带暧昧的期待在心里烧灼着。这时，聂翠英款款地走了过来说，高老师，不去放松放松，还那么用功啊。高名扬抬起头笑笑说，没办法，笨鸟先飞嘛。高名扬故作谦虚，这也是他平素的习惯。他其实是极其自傲的，故作谦虚使他更添了一种睥睨。至少高名扬的自我感觉是这样的。聂翠英听了也笑，这笑含有对他故作谦虚的作派的欣赏。她说，你不苯啊高老师，我看你像普希金。高名扬说，怎么会呢，我从来不写诗。聂翠英的意思是说他的样子像，但她不想扯到那些太敏感的话题，便说，看什么书，不会是现代派吧。高名扬摇摇头说，哪会呢。我看不懂它们，正想向你讨教呢。于是聂翠英落落大方地在对面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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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通过对人性矛盾、裂隙和错觉的独特而微妙的揭示和描述，充分展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质地和症结所在。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字精炼洒脱。
当高名扬执教那堂十分重要的公开课时，聂翠英刚从江西调进广东珠三角的d城一中没几天。
高名扬是d城一中语文科数得上的教学骨干，加上又是县文学会的副会长，他的基本功很扎实，讲课又明白生动，所以很受学生欢迎。他在79年之前被调到县文艺宣传队搞创作近10年，宣传队解散后又调回教育线。有人说，如果他不是离开教师岗位这么长时间，显得资历浅了，凭他的业务水平，当个科组长是绰绰有余的。其实学校领导也有这个想法，但不是提他当组长，而是当一个抓文科教学的副教导主任。但提一个人没有硬件是不行的，刚好省里要各地评一些“南粤教坛新秀”学校领导便有意把高名扬推荐上去。这堂有省、市部门领导和专家旁听的公开课，就是“南粤教坛新秀”评选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
三十岁出头的聂翠英是江西师大欧洲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来广东前在江西的一所中专任教。在邓公南巡之前，从北方南下珠三角掏金的知识分子还未出现后来浩浩荡荡的阵势，来的都是散兵游勇。聂翠英做出南下决定时，丈夫不同意，两人为此闹翻了。聂翠英办了离婚手续，连孩子的抚养权也不要，义无反顾地来了。听完试教后，学校领导觉得她讲课的思路有些凌乱，板书也潦草，对该不该收她感到犹豫。征求老师意见时高名扬说，她出道才几年？经验不足是难免的，但我看她基本功很好。再说，硕士生这样高学历的人才，在d城教育界还没有，机会难得哩。于是学校领导才拍了板。
聂翠英被安排在一周后代一位即将坐月子的女教师的初一语文课。她在科组办公室里坐了两天，发现教师们喜欢边办公边议论一些物质上的话题，比如换大彩电，买摩托车之类。起初，这些议论使聂翠英听得沾沾自喜。她想，看来我下广东是下对了，d城真是个富地方啊，即使是教师，也比老家那些同行活得滋润多了。但听多了，又使她有了酸溜溜的感觉。她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不知要积累多少年，才可以赶上当地人的水平。她从那些议论中听出了炫耀，听出了小县城的庸俗气，这使她心烦。这次高名扬的公开课，科组长规定空堂的老师都要去听，聂翠英乐得一个摆脱的机会，一早就托着椅子，来到现场挑了个最正中的位置。这样，高名扬在讲台上的一举一动她都能看得滴水不漏了。此前两天，聂翠英并没有特别留意过高名扬，只知道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本地男人，个子较高，有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面庞瘦削，小眼睛，肤色泛黄。但走上讲台的高名扬原来还是蛮帅的。他沉默时很像表情忧郁的普希金，讲课时却显得神采飞扬，风度翩翩。让聂翠英惊奇的是，他的普通话讲得极标准而流利——而科组里的其它老师说的普通话都带有极浓的本地口音，卷舌音发得很别扭。
公开课选的是雷雨（节选）的第二课时，按常规这一课主要是分析课文。但高名扬没有用满堂灌的老式教法，而把它上成了一堂讨论课——让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或由老师解答，或让其它学生发表意见。这种教法是一着险棋。因为学生提出的问题肯定五花八门，甚至刁钻，教师如果对课文吃不透，是会露出业务知识上的疏漏的。而且讨论的气氛如果太活跃，教师把握不住局面，还有完不成规定的教学任务的危险。聂翠英没有参加研究这堂课的课型教法的小型会议，不知道事前科组领导对高名扬的方案是有疑虑的。她感到高名扬把课上得很好玩，学生热情高涨，高名扬神态自信从容，把该释疑的每个问题都解答得简洁明晰。学生自由发言时，高名扬交叉起双臂，含笑聆听着，使聂翠英想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奏最后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时干脆把指挥棒停下来让乐队自由发挥的那个卡拉扬。
公开课的高潮出现在离下课还有3分钟的时间。高名扬已经把剧中的几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作了归纳，一个男生突然举手要求发问。高名扬本来是可以不让这名学生站起来发问的。整节课已经上得很完美，经过了热烈放开之后漂亮的收拢，再横生枝节很容易会出漏子，而且时间也剩余不多了。但高名扬确实有点艺高人胆大，爽快地让这个学生站了起身。
他说老师，你刚才说周朴园多年来一直保留着侍萍离开前习惯的一些东西，摆出怀念她的样子，是做样子，是虚伪的表现。我有点不大同意哩。周朴园是资本家，但侍萍跟他毕竟毕竟生过两个孩子嘛，不可能一点感情也没有吧？资本家也是人，他就一点人味都没有啊？
这位学生说到生孩子的话时，课堂里爆出笑声，但很快被高名扬用手势压下去了。学生坐下后，课室一片寂静，气氛骤然有点紧张，科组的老师都暗暗为高名扬捏一把汗。
聂翠英倒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她对这堂课的重大意义一无所知，她一直沉浸在艺术欣赏那样的愉悦之中，她的嘴角始终下意识地浮着一丝称许的笑意。
高名扬稍稍定了定神，便说，这位同学讲得很有道理！我说周朴园这样做是虚伪，他说可能有真心怀念的成分，其实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这说明戏里面这个细节模棱两可。生活中本来就充满模棱两可的东西，艺术家就是要去发现这些个模棱两可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作品、人物才会不流于简单化。——不过，如果高考问起这个问题，你们还是要按我原先的归纳去回答才保险喔。
有人带头鼓起掌来，公开课在学生的掌声和下课的铃声中结束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带头鼓掌的，是聂翠英。
在稍后举行的评课会上，大家对高名扬的课总体是肯定的，溢美之辞不少。不过论及结尾的那段插曲，却起了争议。有人批评高名扬不应该拿些与教参唱反调的东西教学生。一个满头银发的省里来的老先生有点激动地站起来说，什么“模棱两可”简直乱弹琴！请问，毛主席倡导的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这里边的鲜明还要不要？如果学生在高考作文中也去搞什么模棱两可，那非考砸不可！
还没等老先生颤巍巍地坐稳，一直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聂翠英就抢先发了言。她说，我不认为高老师的说法有错。写社论需要鲜明，艺术作品就不一定了。生活中许多事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戏剧和小说都是要努力去发现这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这观点也不是高老师发明的，米兰昆德拉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了。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小编者按 通过对人性矛盾、裂隙和错觉的独特而微妙的揭示和描述，充分展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质地和症结所在。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字精炼洒脱。 说家。
高名扬因为要跟客人们道谢和告别，所以很迟才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他在办公楼门口的石阶上发现孤零零地站在草坪边的聂翠英。她穿着一条鲜红色的长裙。对这条裙子，科组里的女教师早有议论：选这种颜色的裙子，太俗气了，典型的山妹审美观！高名扬突然觉得有跟她说几句话的必要，便主动迎了上去。
高名扬说，聂老师，谢谢你，刚才为我说了好话。
聂翠英说，什么呀？要说谢的话，应该是我先谢你才对。我知道你为我调来的事说了好话。
高名扬说，那我们扯平了，两不拖欠了。
聂翠英被逗得笑起来。不过，高名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人的谈话就有点要结束的意味。聂翠英似乎还不想离开，她想了想问道，你也喜欢米兰昆德拉？高名扬挠了挠头说，说不上喜不喜欢，我还没看过他的书。聂翠英问，那你为什么能那么熟练地引用他的观点啊？高名扬说，那个说法我是从一篇文章上读到的，觉得有意思，就印在脑子里了。聂翠英又问，那卡夫卡、伍尔芙的作品看过了吧？还有中国的马原、毕飞宇、潘军、余华你最喜欢哪一位？高名扬觉得聂翠英的话有点卖弄的意味，一丝恼怒掠过心头，便说，我们当教师的，不需要看那些吧？聂翠英说，你不仅是教师，你还是县文学会的副会长哪，不看点现代派的东西，不怕思想落伍吗。高名扬幽幽地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写东西了，不骗你。顿了顿又问，聂老师你写创作吗？聂翠英说，我不写，但我喜欢看作品，钻理论，对近百年西方文学的演进，算是有点了解吧。看着中国那些先锋作家如何捣腾他们西方老祖宗的东西，挺好玩的。
他们就这样站在草坪边沿，一直谈到放学钟响。高名扬望着她离去的背影，直到那条像火焰似的裙子猝然消失在校园西南角的那片绿油油的竹林之中。高名扬知道竹林后面有几排空置的男生宿舍和旧教室，学校为她在那边安排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下班回家的路上，高名扬回味着跟聂翠英的这次交谈。他觉得聂翠英的一些东西感动了他，也吸引了他。他好多年没写东西，这说的是实话。80年代初他也曾在省级刊物上发过几篇小说，但后来他写的东西被编辑判为“创作观念陈旧”再也发不出。加上工作忙，使他对创作的事心灰意冷起来。但他知道文学这东西一旦爱上，就像染上毒瘾，不是说戒就能戒的，写作的欲望，拿出一些有份量的作品的欲望，其实一直在心底里潜伏着。不过他发现主流刊物上的小说他越来越读不懂了。他知道这几年中国文坛上思潮涌动，也听说过现代主义、先锋派这些新名词，但他没有时间去钻研这些陌生的东西，觉得自己的艺术观念是越发地赶不上趟了。他感到聂翠英是一个有可能帮自己一把的人。对于他县文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和曾写过一些可以印成铅字的小说的事，科组里的同事是从不愿提及的，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不屑。这使高名扬深感寂寞。聂翠英的出现，使他心头淌过一阵暖流。聂翠英这人有学问，这是没疑问的。但更令高名扬觉得舒服的是，她不像是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她来了才几天，就把他的身份打听到了，连他在接不接收聂翠英的问题上“说过好话”这样的内幕也知道了。高名扬喜欢有学问又懂点人情世故的务实的人，这样的人在他认识的人中委实不多。
高名扬原来住在校内的教师宿舍，去年在外面买了一套商品房，搬出去了。一家三口住百来平方，也够宽敞的。买房的钱几乎都是他妻子挣的，她是d城最大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市场拓展部经理，高名扬的收入只及她的一个零头。
跟许多家庭不同，吃过晚饭，高名扬家的电视就关了。刚上高一的独生女儿进自己房里做功课，高名扬进书房埋头备课、批作文、钻教材，有时还要看点文学书。高名扬醉心的事只两样，教学和文学。而这两样妻子都不感兴趣，也不懂，所以在家里高名扬很少讲话。妻子做完该做的家务事之后，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一张藤椅上看风景。他们住的单元在十二楼，可看的东西不少。看闷了就抽根烟。她原本是不抽烟的，但前几年却学会了，说是工作压力太大，她要放松自己。对此高各扬曾在心里嘀咕，我教重点中学压力就不重吗，为什么我可以不抽偏你要抽。但高名扬只是心里这样想，嘴里却始终没说出来。
这里一片寂静，最适合做学问。但这晚高名扬坐到书桌前很久，都进入不了状态。刚收到的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有几篇文章原打算好好读一读，但那些细小的铅字像一群顽皮的精灵，只在他眼皮下跳动着，硬是不肯进入他的脑子。聂翠英白天说的话，她的神态举止，一直在高名扬的脑里反复闪过，那条眩目的红裙子，一直在前方飘来荡去，让他心神不宁。过了很久，高名扬从书房走到阳台，犹豫了一下，向妻子走去。妻子马上摁熄手中的香烟，她知道高名扬不喜欢烟味。
你见过女人穿红色裙子的吗？高名扬问道。
妻子有些惊讶高名扬会向她撩起这样的话题，但一愣过后，还是平和地说，见过啊。你们学校女生的校服不就是红色连衣裙吗。
高名扬说，校服是枣红。我现在说是大红，像国旗那种红。
妻子说，那倒没见过，除非在舞台上吧。
高名扬又问，你说一个女教师如果穿这样的裙子，会好看吗？
妻子说，那肯定不合适。职业妇女，特别是教师，要让人看去庄重、办事牢靠，最忌穿颜色太纯的裙子，一定要加灰的。如果想鲜艳，玫瑰灰就够了——不过也没必要啊。你看我选的裙子都是灰蓝、灰黑的多。
高名扬说，你好像已经很久不穿裙子了。
妻子用手轻轻打了高名扬一下说，你瞎的？我不是天天穿裙子上班吗？不过，是不张开来的那种，是桶裙罢了。
高名扬忽然羞愧起来。他当然知道桶裙也是裙，但不知不觉间人到中年的妻子收敛起服饰上的张扬，在他模糊的印象中竟没注意妻子穿的是裙是裤，那种被平淡岁月熬出的麻木，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阳台上这场少有的交谈使妻子很开心，到了床上便骚劲十足，高名扬有点惊讶。
高名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自然还是在学校里过的。
d城一中是分科组办公的，全校的语文教师，就集中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每个年级的若干名老师合成一个备课组，他们的办公桌子也拼贴编者按 通过对人性矛盾、裂隙和错觉的独特而微妙的揭示和描述，充分展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质地和症结所在。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字精炼洒脱。 在一起。高二和初一这两个备课组距离最远，分别处于对角线的两端。高名扬的位置刚好面对着他们，而聂翠英的位置却背对着他。这使高名扬每时每刻只要一抬头，便可以看到聂翠英，当然只是她的脊背。
高名扬原以为女人的脊背都是一样的，但仔细观察过之后，他发现每人的脊背都大有区别，起码可以从中看出年龄的差异。在初一备课组，聂翠英最年轻，所以她的脊背就与其它人的略嫌臃肿的脊背明显不同，是平滑而没有起伏的，看得出宽松的化纤上衣下面还未来得及长出赘肉，空荡荡的，轻盈而有一点青春的气息。高名扬暗暗惦记着昨天聂翠英说过的话，希望有机会听她讲一讲现代主义那类自己一直搞不大懂的问题。但聂翠英整天都在埋头写教案，脊背始终没有转过来。有时她去听那位怀孕女教师的课，碰巧高名扬也是有课的，但初一在一楼，高二在四楼，要在去课室的路上碰面也几乎不可能，这使高名扬心里起了淡淡的失落感。他甚至怀疑起草坪边的那场对话是不是自已的幻觉。
最后一节是活动课，学校对教师管得很宽松。除了班主任，其余的可以到操场打打球，甚至可以提前下班逛逛菜市场。高名扬不爱运动，平时这个时候他不是去图书馆，就是提前下班。但今天他没有走，独个儿坐在办公台前，读那本总是读不下去的教学杂志，一种略带暧昧的期待在心里烧灼着。这时，聂翠英款款地走了过来说，高老师，不去放松放松，还那么用功啊。高名扬抬起头笑笑说，没办法，笨鸟先飞嘛。高名扬故作谦虚，这也是他平素的习惯。他其实是极其自傲的，故作谦虚使他更添了一种睥睨。至少高名扬的自我感觉是这样的。聂翠英听了也笑，这笑含有对他故作谦虚的作派的欣赏。她说，你不苯啊高老师，我看你像普希金。高名扬说，怎么会呢，我从来不写诗。聂翠英的意思是说他的样子像，但她不想扯到那些太敏感的话题，便说，看什么书，不会是现代派吧。高名扬摇摇头说，哪会呢。我看不懂它们，正想向你讨教呢。于是聂翠英落落大方地在对面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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